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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回我们说到魏孝文帝御驾亲征，从西线攻击南齐帝国的荆州地区，并先后围困了宛城、新野等南齐的边境军事重镇，魏军兵锋直指汉水北岸。
此时的南齐皇帝萧鸾早就得到边关急报，自然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调兵遣将前往增援。
可当萧鸾的调兵诏书下达到徐州州长裴叔业所在的钟离城时（真正的徐州早就被北魏吞并，此徐州乃是南朝设在淮河南岸的新徐州，州府在钟离），裴叔业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与其驰援西线战场，不如在中线开辟第二战场，如果我在中线攻击得手，那么魏军必然向中线增兵，这样就可以减少西线压力，魏军攻势自然可以化解。
裴叔业的建议确实是实事求是的高明之举。打开中国地形图可以看出，如果裴叔业从钟离城（安徽省凤阳县）增援西线战场，要么沿淮河西上，在义阳（河南省信阳市）附近登陆后，解宛城之围；要么需要把兵力从水路转运到长江，再沿长江西上，到达夏口（湖北省武汉市）后再沿汉水到达襄阳、樊城，和北魏军对峙。
如果用第一种增援方案，裴叔业的增援线路很大一部分为陆路，这样其侧翼会完全暴露在王肃领衔的魏军中线豫州兵团（司令部设在悬瓠城，河南省驻马店市）精锐骑兵的攻击范围之内，一旦粮草辎重供应不上，则增援部队反而会陷入魏军“围点打援”的战术劣势中去；如果用第二种增援方案，则路途过于遥远，兵力并不能及时投入西线战场，远水解不了近渴，战术上就形成了“添油战术”，为兵家之大忌。所以裴叔业建议就近开辟第二战场，变被动为主动，从中线出击，以期打疼元宏，围魏救赵，解荆州之围。
皇帝萧鸾当然不傻，立即就接受了裴叔业的建议，南齐的增援方案于是调整为：
1、太子中庶子萧衍、右军司马张稷率领先头部队增援雍州。（此雍州其实就是指襄阳地区，真正的雍州在陕西境内，早已被北魏占领，南朝把江汉平原荆州地区的铁三角（襄阳、江陵、夏口，参见“新隆中对”）划分开来，在襄阳设雍州，和上述徐州一样，都表明了南朝“反攻中原”的立场决心：地方没占领，班子先搭好。不过这样给我们读史造成巨大麻烦，容易误会。）随后，派遣度支尚书崔慧景率数万兵马亲临雍州前线，假节，统一指挥雍州战事。此为西线增援计划。
2、以裴叔业为首的淮河沿线边防军形成中线突击兵团，渡过淮河，从中线向北进军，以攻为守，以期撼动魏军整条战线，从而调动魏军，解西线之围。
我们先看西线战场，在崔慧景、萧衍、张稷增援襄阳以前，南齐整个西线战
场在北魏军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各自依坚城为战的局面，虽然守城军（宛城的房伯玉，新野的刘思忌）打的都很顽强，但并不能形成一个拳头，主动出击，打击北魏军。像上文书所说的南齐军偷袭赭阳的韩显宗，大败而回的战斗，就说明了此时南齐的西线战场已经陷入没有统一指挥，一片混乱之中。
史书记载，此时南齐雍州刺史曹虎（就是公元494年诈降北魏，导致元宏仓促南征，最后铩羽而归的那个曹虎）和房伯玉有私人恩怨，所以驻扎在樊城按兵不动，迟迟不去救援宛城。其实史书把曹虎按兵不动归罪于私人恩怨确实太过草率，古代不比现在有电话、网络的通讯手段，在北魏大军来袭之时，作为雍州刺史的曹虎一时间很难掌握战场的全面情况，当手里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时，贸然脱离坚城去救援，反而容易把自己投入到魏军在野外设置的陷阱中去，最终被“围点打援”，杀鸡不成蚀把米。如果由于兵力损失还进一步丢掉樊城，那么仓促援救宛城就会变成败笔中的败笔。所以史书上显示曹虎的“自私懦弱”没准还是驻守边关将领顾全大局的权衡之举呢。
可惜曹虎的“乌龟战术”却害苦了战区的军民，苦战在宛城、新野的房伯玉和刘思忌自不必说，史书记载新野地区的老百姓也心向南朝，在本地人张猪的带领下，聚集了一万多户人家构筑栅栏防御工事，抵抗北魏南征军。但是在野外搭建的栅栏防御工事如何能抵挡的了北魏大军的铁蹄，12月7日，张猪大营被北魏军攻破。史书并未记载结果，但估计张猪连同这1万多户武装起来的百姓都被屠杀殆尽了。
跨过年来，公元498年春正月，南齐雍州的守军们在苦战了3个月之后还没有盼到崔慧景等人的援军，新野城的刘思忌首先掉了链子。史载正月初五，北魏将军李佐攻克新野城，活捉了刘思忌。李佐问他：“事到如今，你还要不要投降！？”没想到刘思忌还真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他的回答掷地有声：“宁为南鬼，不为北臣！”李佐也没纠结，成全了刘思忌的忠君报国之心。
新野城的陷落以及刘思忌的成仁之举使得汉水以北的南齐守军大为震动，产生了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正月初六，湖阳太守蔡道福，初八，赭阳太守成公期，初九，舞阳太守黄瑶起、南乡太守席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