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关注行刑现场，这不仅是一种社会化的行为。本能驱使我们关心一些切近生命的命题：生与死、欲望与终结，死刑只不过是这些本能或形而上学的命题的具象化。人类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之间的，无可避免地被现实撕得粉碎，而一旦拒绝如此，便只剩下暴行，以及思想的暴行。
我曾经生活在暴行中，也制造过暴行。无论打着什么旗号，狂热的理想与理想的制度化都与暴行无异，坚信理想必然实现的人则等同于暴徒。我曾躬行于此，如今深为怆痛，因为我已身系囚牢，暴行却转手他人，依然如故。
我也曾对抗过暴行。所有用自我的身份，而不是统治者赋予你的身份生活的人都对抗过暴行，今天他们则在末日审判下丧生。真实的人生再一次臣服于历史的叙述，极权的政体已被移除，语言的极权从未终结。
暴行总是披着人性的外衣。此刻我听见的声音是正义的歌谣，罪人之死赋予其刽子手一枚骑士勋章，邪恶的灭亡昭示着仁爱的新生。逻辑多么陈旧，十三年前纳粹既如此终结魏玛，于是正义的对立面成了另一种正义。
这是绞刑架第几次在运转？达豪审判进展神速，纽伦堡闭庭前的半年这里已经行刑多人，从集中营的管理者到党卫军精锐部队的少年，他们多半佩戴校官、尉官军衔，只在党代会上见过元首，有人直到死前都不明白帝国的高级罪恶，有人因为穷途末路而为虎作伥。终于有一回，下属比上司走得早，在第三帝国的决策层是否有罪尚未定论时，跑腿和杂役先行承担了责罚。
战场上最先死去的是战车旁的步卒，大萧条的危机最先转嫁给下层民众，正义女神也欺负小人物，青史只留存名人的事迹，丑行和苍生皆成尘泥。
1946年10月21日
【编者注】
比较之前几篇文章，这篇风格迥异的文章更为抽象，也更为沉郁。兰斯贝格监狱自1946年夏天以来一直执行绞刑，是什么使作者心境在此刻变化？9月30日纽伦堡法庭宣判，10月16日对执行绞刑，本文写于10月21日，这些日期是否有关联，已经死无对证了。
也许作者对自己的判决曾心怀改判的希望，直到纽伦堡将纳粹领导层的罪愆定案，并宣布党卫队、帝国安全局为犯罪组织。今日我们会嘲讽他的徒劳，视之为贼心不死，但在历史尚未成为历史，而未来尚未前来的时刻，谁能拥有卡珊德拉的预言。
这或许也是本篇的题目由来。他的两项身份都被纽伦堡宣判为犯罪组织，末日审判的氛围曾否缭绕在他肩头，而他曾否指名质问宣判方的犯罪性？过于尖锐的话题是很难引起讨论的，这些只能唤醒仇恨的声音选择了沉默。
而抛开这些涉猎旁多的话题，仅仅去看作者本人——沉思总是比叙事要切近心灵，何况对于一个习惯抽象思维的人而言，沉思是最初的语言。没有比之更直接通往他内心的道路，他在想什么，有着怎样的人生观，对既往的事件是何看法？乖谬的是，也没有比之更具体的阐发。我们仅能在抽象层面读出他的心绪一二，却无从知晓他是否知行如一。
☆、测不准与回归方程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
他靠在窗台上，冬日的散射光在他肩膀上勾勒出模糊的轮廓。加百列和路西华在这个世纪一同到来，“承认”与“存在”是一对兄弟，而“价值”与“虚无”结盟。
我从梦中惊醒，仍然记得梦里那条循环往复的道路。每出现一次谬误，我都返回原点，走上另一条分岔。但每一次重新走过，它都生出新的岔道。
它甚至不能算是道路，而是无穷无尽的可能性。连概率论都失效了，因为它本身也在运动，不断地变生出新的世界。
“那么，什么是可以假设的呢？”
我躺在窄小的床上，继续设想这番辩白。我习惯于思考通过更改实验条件、操作步骤的方式以达到准确的实验结果：如果我没有在1936年加入警卫旗、在1938年调任安全局、在1939年涉足军方叛国者的案件、在1942年介入东线军事情报，或仅仅是在1945年不曾自投罗网，以为历史终将公正地为我定罪，从而亦不否认我片面的英名。人生会变得如何？
最终这些“如果”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归于一路：如果我没有出生在1915年某个宽容而过分抽象的社民党人的家里。
这不是决定论，恰恰相反，这是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一次次修正错误，以期重头再来。把碳单质放进高温当中，它可能形成金刚石，也可能是石墨。我曾以为若做出另一种选择，结果会全然不同。但世界远不是条件可控而固定的实验环境，它把主客体混为一谈，内在与外在实为一物，它是无数的人类个体本身。你在修订自我时，已经让你所触及的世界面目全非。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这句话只不过是人择原理的一种蹩脚表达罢了。
如今是1946年末，这一年里我经历了许多事情。历史学家只关心世界大事，就像只关注宏观世界的古典物理学家那样，这会让他们错失真理。人们会怎样讲述1946年？浓墨重彩的